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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2-29 07:46 来源:放心医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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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位"请回"列藏本《红楼梦》的先生——李一氓

新余对重商贸有限公司 活动期间,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,网络作家(唐家三少)张威接受了人民网记者采访。


来源:凤凰读书

1961 年,任驻缅甸大使的李一氓(左一)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中国工业展览会剪彩仪式。

上海地下工作(节选)

回到上海后,因为生活关系,由郭沫若提议并主持,在创造社由我和欧阳继修(华汉,阳翰笙)去编一份三十二开的小杂志《流沙》,刊名即是南昌起义部队最后在潮汕失败的那个地方的地名(属广东揭阳)。每月编辑费六十元,我和欧阳平分。

这半月刊,1928年3月15日出第一期,4月1日出第二期,4月15日出第三期,5月1日出第四期,为五一特刊,5月15日出第五期,5月30日出第六期。我用了两个笔名,写诗用L,写杂感《游击》用氓,这是仿《布尔塞维克》上撒翁的《寸铁》,写短文章用一氓或李一氓,几乎都是些马克思主义启蒙文字。其他的供稿者,据现有目录当为:王独清、黄药眠、邱韵铎、龚冰庐、华汉、成仿吾、许幸之、李铁声、朱镜我、顾凤城……。有几个名字,今天已不能记忆为谁了,如谷音、振青、唐仁、N.C.、弱苇、启介、鹿子……。第一期的第一篇为《前言》,署“同人”。这个《前言》今天看来是相当“左”的,但还不是“可怕”的。我们反对中国式的文人,什么浪漫王子的歌者、发梦的预言家、忧时伤世的骚人等,自称为新生活中的战士、斗争中的走卒;我们反对风花雪月的小说、情人的恋歌,自称为粗暴的叫喊;并且侈言春雷没有节奏,狂风没有音阶,我们处在暴风骤雨的时代,因此应该是暴风骤雨的文学;而且确信“只有无产阶级才最能知道他自己的生活,唯有受了科学洗礼的无产阶级才最能有明确的意识”。就当时来说,这个《前言》,作为这本小杂志的指导方针,恐怕太伟大了一点,但还是立得住脚的,意思是正确的。可惜由于当时的环境,国民党的极端反动,这本小杂志只出六期就夭折了。在办这个小刊物的同时,章乃器,当时是上海一位银行职员,亦办了一个小刊物叫《新评论》,其有关阶级斗争的言论,观点实在模糊。如说:“第一是在中国历史上,找不出阶级斗争的痕迹。第二是我们需要阶级斗争么?不过斗争总先要识清谁是压迫阶级和谁是被压迫阶级。像中国的情形,说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压迫,或治者阶级对于被治者阶级的压迫,都是不透彻的。因为乡间的劣绅和城市间的帮匪,往往都是无产阶级,他们不但压迫无产阶级,同时也压迫资产阶级,甚至还压迫治者阶级……”因此在《战线》上,弱水作文加以批驳。在《流沙》上,我在一篇叙述马克思学说的短文后,也捎了一句,劝他们“不妨去读几本社会科学入门书”。

《新评论》把这两件事联系一起,写了一封信给《战线》和《流沙》,说我们批评态度不好,避开问题的实质。看来要求他们去懂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,他们是当时上海少数资产阶级职业青年知识分子,同国民党没有联系,用不着去同他们对立。我们分开来,由潘汉年代表《战线》,答复他们一信,“流沙同人”代表《流沙》答复他一信,认为他们的来信有诚意,很好,不纠缠这些争论,说这些争论由弱水和李一氓他们分别答复。一封公开信和两封复信,同意由《新评论》刊出(见《新评论》一卷十期,1928年4月)。因此我在《流沙》第六期上,写了一篇《我的答复》。因《新评论》的信上,有“区区社会科学平凡人都能懂得”的话,所以我还是劝他们“不妨去读几本社会科学入门书籍”。至

于弱水是不是有答复文章?弱水又是何人?现在也难于考证了。我们和《新评论》的论争没有继续下去。这个刊物是个小三十二开本,章乃器个人署名的文章,每期都有两三篇。它和1940年到1944年在上海刊行的《新评论》,是两回事,恐怕现在只有上海图书馆藏有几本了。《流沙》,一本小杂志,存在不过三个月,上边也没发表过什么长篇大论。

因此,无论在当时和现在,它都没有闪出什么火花,可以影响当世,留给后人。不过它和我个人的生命,却有这么一瞬的牵连,虽然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有人曾苦心地去翻阅这个小刊物,想断章取义地从中找出一些攻击我的文字罪过。现在我重温少作,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。有幼稚的地方,但自认为这正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的气概。要自我欣赏的话,那些《游击》栏的杂文,那些涉及马克思主义的短文,倒无所谓,而《太阳似的五月》、《春之奠》那几首诗,还是有真情实感的。大革命失败了,自己怎么想的,自己应该走什么道路,都多多少少反映在这份小刊物上。这三个月没有白活。《流沙》是1928年6月停刊的,几经酝酿,又从1928年11月起,仍用创造社的名义,出版《日出旬刊》。这也是一个短命的刊物,只出了五期,到1928年12月15日就停刊了。这个刊物是一张报纸的十六开大小,全部横排。内容偏重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情况,很少涉及文艺,没有发表过一首诗。写稿的人有沈起予、华汉、李初梨、李一氓、龚冰庐,其他有些署名已很难对上号,只有

沈绮雨当即沈起予。我又另用“孔德”的笔名,写过几篇短文,因为要用孔老二后代的名义和林语堂开个玩笑,所以用了这个带孔姓的笔名。在《新思潮》第二、三合期上,也用这个笔名,写过两篇书评。《流沙》和《日出旬刊》之间有四个月的空白,这个旬刊是否仍由欧阳与我合编,是否仍向创造社拿编辑费,已不能记忆。旬刊仅出了不到两个月,这些问题的是或否,也就没有弄个一清二楚的必要了。

1930年4月至5月,我又负责编了一个小刊物《巴尔底山》。五十年之后,1980年4月,我写过一短篇回忆录《记巴尔底山》(见《一氓题跋》)。我在这小刊物上也写了些短文,其笔路和在《流沙》上的《游击》差不多,刊物取名也类似。因此也就不再另行重述了。因为是巴尔底山(即Partisan,游击队之谐音),所以把撰稿人冠以“队员”之名,有一个三十个队员的名单,附在第一期末。即“现在就将基本的队员,公布如后:德谟、N.C.、致平、鲁迅、黄棘、雪峰、志华、熔炉、汉年、端先、乃超、学濂、白莽、鬼邻、嘉生、芮生、华汉、镜我、灵菲、蓬子、侍桁、柔石、王泉、子民、H.C.、连柱、洛扬、伯年、黎平、东周”。我的笔名,没有用先前用过的L、一氓,而是另用了“德谟”,即为我原名民治英译汉,德谟克拉西之前两字。还用了“鬼邻”,因为我那时住在静安寺路东头赫德路(今常德路)的某里某号,紧靠万国公墓(今静安公园),与洋鬼子为邻。但此一笔名后来并未在他处用过。

[责任编辑:唐玲]

标签:李一氓 鲁迅 郭沫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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